百年前一群青壮年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除了立志救亡图存，也希望启迪民智。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都寄望于改造文化，革新社会，培养自主进取的国民性格，从根本创建起新中国。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上还列举六项特质期许中国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欺凌几乎使中国亡国灭种，对中国形成全面性的挑战。中国全面性的危机迫使中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性的“社会革命”，对于政治效能的需求也越全面、越期待。

但是停办科考、废除帝制，过去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阶级，土崩瓦解。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正当性基础、高度共识的统治阶层，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很难采取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滴定式的社会改良方式。危机感与急迫性让青年人向往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使得渐进的、自发的甚至延续的政治思想，让位给现成的、宏观的、彻底的激进思潮。中共所诉诸的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列宁式政党组织使它能够有效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革命。

中国社会革命的全面性导致中国政治走上美国华裔政治学者邹谠所谓的“全能主义”。这里的“全能主义”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指政治权力可以随时不受限制的进入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这种全能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基于农耕的需要创建起“治水型国家”，服从于中央权威的调度与分配，加上中国政治带有家族的外延性质。中央威权与家父长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全能主义一拍即合。

但是这种带有家父长制色彩的“全能主义”，固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进步，但由于缺乏外部制度性的有效制约，全能主义同时又会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社会革命的需要，允许政治权力全面进入并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无条件服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自主发展。

当社会将所有需求寄托于国家，等待国家来满足，社会缺乏自我解决或疏导压力的弹性机制，一旦国家与社会产生矛盾，出现政治动荡，往往以压制社会空间的悲剧收场。

中共引领中国革命百年，移除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更将中国国力带到近百年的高峰，带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却严重失衡，也出现医疗、教育、住房的“新三座大山”，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只能选择“躺平”，成为“国家站起来，年轻人却躺下去”的讽刺画面。

家长式的全能主义给中国令人惊艳的治理能力，但随著社会发展与国际局势变化，中共党国体制也面临空前的压力。民族复兴不只是国家的独立富强，也是人民的独立富强；也不只是国民所得提升到某个数字，而是这个民族每个人都是自主进取的公民，而非与国家互相依赖捆绑的巨婴。当巨婴成长为真正的成人，中国百余年来企望的新中国、新青年才真正诞生。（作者为退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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